205 “青椒”口述:被时间卡住的尴尬人生

编者按:

博士普普和王博的人生规划,因一项人才计划的调整而改变了。

身为科研“青椒”的他们,原本都奔着成为深圳市后备级人才,并将其作为在深展开科研乃至人生的重要支点。根据《深圳市人才认定标准(2015年)》,他们分别瞄准了后备级人才认定标准中的两条,近5年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的出站留(来)深博士后;博士后出站留(来)深从事科研工作满3年者。

如果顺利成为后备级人才,他们将拿到每年32万元、持续发放5年(总计160万元)的人才补贴。这笔钱,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扎根深圳,更安心地干事业。

然而2021年5月28日,深圳人社局发布通知,自2021年9月1日起,废止这项颁布于2015年的人才认定标准。

尽管其他硬件条件都够,仅是未能在截止线前满足工作时长要求,普普和王博都失去了获得160万元人才补贴的机会。

在人民网深圳市“领导留言板”,与普普、王博情况类似的不在少数。有一位网友自述,只因为比政策划线晚了20多天,他就与“后备级人才”认定擦肩而过。

从满怀希望到希望落空,普普和王博在人生一次重大抉择中经历了过山车。政策变动给他们的人生轨迹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?在这前后他们的心路发生了哪些变化?他们向《中国科学报》讲述了这段历程。

“我前脚贷款买了房,后脚人才政策叫停了”

讲述人:普普

2020年,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肆虐,这年夏天我从北京某高校博士毕业。留在北京,还是去其他地方闯一闯?我面临一道关键的人生选择题。

初到深圳,生活充满阳光

当时已经联系了北京Top2高校的一个知名团队。对方对我们组很了解,知道我们的研究和水平,并给我抛出了入站做博士后的橄榄枝。

天平是什么时候向深圳倾斜的呢?深圳以“孔雀计划”为代表的引才政策已经声名在外,这在全国都是非常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。除此之外,我还想把研究从偏基础研究引向做一些有应用前景的研究上,我对自己的科研能力也有信心,觉得深圳会是我实现这点抱负的热土。

加上我是南方人,从深圳回家乡也更近。在北京和深圳之间,我的决定是后者。

我以博士后的身份入站深圳某研究机构。那时我对自己的科研有着较为清晰的规划,组里的老师和同学也很友善。呼吸着南方特有的湿热空气,初到深圳的我觉得到处充满着阳光。

好消息也接踵而至:尽管博士后的研究方向与原来方向有一定的跨度,但我仍然在进站半年后,拿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。根据《深圳市人才认定标准(2015年)》规定,“近5年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的出站留(来)深博士后”,即符合后备级人才认定标准。这意味着,我只要在出站后继续留深,就能被认定为后备级人才。

这让我对未来的规划更加笃定。我心想,只要我把课题做好,同时做好日常工作,我就能安安心心留深,将科研进行到底了。

政策废止“一刀切”,打乱了所有节奏

2021年春,我们课题组随单位战略安排搬至光明区。想到自己以后就在深圳扎根了,抱着“早晚上车”的想法,我在光明区边上靠近东莞市的地方,贷款购置了自住房。

现在回看,当时还是太莽撞了——我前脚刚刚拿到房产证,后脚深圳市就官宣关于高层次人才的认定政策要取消了。

这个通知一出,意味着像我这样在2019年9月1日到2021年9月1日这2年间进站的博士,都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得到高层次人才的认定。

从下发通知,到正式停止高层次人才申报,深圳市只预留了3个月多一点的过渡期。3个月能干什么呢?博士后在站的时长,至少也要21个月。这种简单粗暴的“一刀切”,一下子打乱了和我有着类似规划的科研工作者的所有节奏。

让人哭笑不得的是,在废止通知下发这段时间,深圳市许多高校院所在招聘博士后的广告中,还写着类似“若在站期间能够拿到博士后基金,能够获得高层次人才认定”的字样。

去或留,我为什么纠结?

和许多人一样,我当时也去人民网“领导留言板”反馈,希望深圳市政府能够推出一个补充文件,即“老人老办法、新人新办法”,给这些来不及认定的年轻学者们一个追加认定的机会。

得到的反馈非常官方,大意就是“感谢支持、希望理解、敬请关注”。

我也关注了深圳市新的引才政策,总体感受就是,对于我们这些出站的博士,上不上、下不下:既不是应届毕业生,又因为已经拿过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,后续只能申请更高一些的基金和项目才有机会,难度高了不止一点点。

换位思考,许多单位恐怕也不会再喜欢要我们了。

身处这样的尴尬境地,我身边有类似境遇的小伙伴们都很郁闷。事实上,与北京、上海、长三角相比,深圳的科研环境、医疗和教育都有差距,大家多少都是冲着高层次人才的安家补贴来的深圳。而现在以“重金”许诺把人笼络来,结果却不了了之。我们一个讨论群里,都在控诉“这样做太不尊重人”。

而今,即将出站的我马上要面对去留的问题。没有人才认定、没有住房补贴,只拿一份科研人员的工资,是否还要继续留深?

留,可以顺着这两年扎牢的基础继续原来的科研方向,但是深圳生活成本那么高,我是否能扛得住这份压力安心科研?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;不留,我可能就要换环境、换方向,刚要开花结果的研究被迫中断,这个沉没成本太高了。

按照深圳下放到各高校院所的引才政策,“鹏城孔雀计划”(又称“新孔雀计划”)的门槛,首先要求得拿到该单位专设的特聘岗位,才能拿到后续的人才认定和补贴(对应等级的补贴额也下降至24万元/年,每期3年共计72万元)。而且,要想拿到,还要跟新引进的、存量的同类人才竞争。

我在站的合作导师希望我能留下,但并不能保证我能拿到特聘岗位——这不在导师的权力范围内。其实我导师人很nice,承诺留组的话,会给我足以应付生活的待遇,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啊!

所以,只有真正想留在深圳并长期发展的人,才会对这个政策比较纠结。因为如果当初只是纯粹为钱而来,那看到政策就退站走人,或者出站直接走了,不必有任何犹豫。正因为此,我现在有被辜负的感觉。

最后,跳出自己的身份,说几句关于深圳政策变化的感受吧。

深圳是国家先行示范区,高薪引才或许也是深圳先行先试的一个特权,试验也有一个窗口期或有效期。但这样一个重磅的政策却如此停止,真的经过认真、充分地考量吗?虽然这样一项福利性政策,终止它也并不违法,但违约者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?

还有人说深圳现在“不缺人才了”,真的如此吗?我加入过一个博士后工作群,自从政策变化后,“只见故人去,不见新人来”。而且也听说,许多来深的新PI,想要招几名博后或科研助理,越来越难。

“我可能再也回不去高校做科研了”

讲述人:王博

2016年6月,我从长三角某“双一流”高校博士毕业后来深圳,专业方向是机械电子工程。

其实当时选择蛮多的。因为那时单身一人,去哪里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来定。

肇始:一个“先去企业转转”的想法

快毕业时,我已经有几个offer在手了。有北京的科研院所,待遇不差,而且可以解决户口;也有知名外企,薪资水平高;还有深圳一家民办非企业性质研究院的博士后工作,说实话,这个offer给到的待遇是相对低一些的。

但我那时的想法是,身边的博士毕业后几乎都选择了去高校院所,或担任教职、或继续科研;我不想一辈子待在高校院所里,还是想先去外面见识一番,有点见识后再回来做科研。这样,一来能够看看市场上的需求是什么样的,二来日后带着问题回归高校,或许能在科研中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。

当笃定了这个想法后,去哪里的企业就成了问题的关键。深圳,这片在报道中充满活力的热土,我在心里对这座城市是有所冀望的。尤其是,了解到深圳对高层次人才的一些优待政策之后。

当时深圳的政策,是博士后出站后在深圳从事科研工作满3年,可以申请成为“后备级人才”。申请成功后,可获得奖励补贴标准为160万元。

我拿到的深圳offer,来自一家新型科研机构,它虽不是企业性质,但运营方式跟企业一致。而且它有博士后流动站。

这恰能满足我最初的想法。投递简历后,我从长江畔的科研强市,飞赴了热土深圳。

晚入站几个月,什么都变了

本来,如果顺利的话,我可以早点办理入站。但由于办理博士后入站手续并没有严格的时间要求,所以我入职后并未着急办理入站手续,导致入站时间比正常情况下晚了几个月,直到2016年12月才正式入站。

这晚入站的几个月,让我对深圳的一切寄望,偏离了轨道。

我刚入站做的是机器人方向,但所在单位的机器人项目一直无法实现盈利,后来整个机器人业务线被调整掉了。这个变动发生在我进站后不久,一些和我差不多方向的博士,选择了博士后退站或离职。但我不甘心就这么放弃,后来随着单位的战略转型,转到了人工智能方向。

外人对这种转变可能感受不太大,但对于我们这种搞技术的来说,是需要不少勇气和决断的。需要从零开始,学习新领域的相关知识。

转到人工智能方向后,我很快适应并深入研究,一干就是两年多。2018年12月,我从这家单位博士后出站。随后入职深圳南山区一家知名的互联网类科技公司。

眼看着我在这家科技公司工作就要满三年,我没有等来高层次人才的认定,却接到了高层次人才认定文件被废止的消息。

刚开始传出“风声”,我们还有点不太信,后来越传越真,直至看到了正式发文通知。我认识另外3个和我情况差不多的博士,当时幻想着,如果按照来深圳交社保的时间,我们是够资格的,就特意在2021年9月1日之前提交了申请材料,期待政府部门会酌情考虑。但是结果就是不行,未通过的理由都是“博士后出站后留深工作不满3年”。

从2019年1月入职新公司到2021年9月1日深圳人才文件废止,我距离3年工作期满只差3个多月。但就是这3个月的时间,让我彻底与“后备级人才”失之交臂。

“我被套牢了”

2020年初,我咬着牙在深圳购置了人生的首套房。那时深圳房价刚开启一轮疯涨,我还算幸运,提前“上车”了。但每月约2万元的房贷,于我而言仍是不小的压力。

在企业虽说可能赚得比高校院所多一些,但稳定性是不能保障的。如果哪个产品市场表现不行,可能一下就裁掉整个部门。像我搞技术的,如果我参与的项目被裁撤,可能我就得换个新的技术方向,甚至从零开始。这种不确定性,在企业一直都有。

我还能再回到高校院所吗?我不确定,甚至觉得不可能了——至少短期内不会再考虑。房贷和养家的压力,让我没得选。在现在的企业,我也很难再发表论文、做出学术成果了,而这是通往高校院所的有力凭证。

为什么在企业难作出成果?一方面,在企业做的事情,没有那么强的前瞻性;另一方面,企业许多数据都涉及商业秘密,就算做出了成果,也很难公开发表出来。

也想过等赚了一些钱,经济上压力没那么大的时候,再回高校做科研。但现在看有点遥远了。而且那时我年纪大了,有没有地方肯收留我,还不一定。

现在最强烈的感受,其实是“我被套牢了”——回不去高校院所做科研,还得乖乖留下来上班赚钱还房贷。这还不算,还得提心吊胆地担忧着别哪天被裁掉了。

我有时也会后悔,如果当初博士后入站没耽误那么久,没有耽误三个多月,可能结果会完全不同。但后悔没用,政策都已经发布了、执行了,还能怎么办?我只想说,政府部门之后再做这类调整之前,是不是应该先调研一下?这个政策影响的波及面还是很大的,未来想来深做博后的人也会重新考量。毕竟房价那么高、生活成本那么大,对人才有无奖励,差别是巨大的。

(应受访对象要求,文中普普、王博为化名)

作者:赵广立 来源: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:2022/8/2 20:22:35